三百年前的桐城，春风拂过龙眠河畔，也拂过方苞案头的狼毫。这位以"义法"说震动文坛的桐城派宗师，在康熙五十六年那个寻常的春日里，以笔为舟，墨为楫，悄然驶入王羲之的书法星河。他留下的《临圣教序》，如今静卧于上海博物馆的玻璃展柜中，纵24.1厘米、横14.1厘米的素笺上，流淌着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方苞选择《圣教序》作为临摹对象，实非偶然。这位深谙程朱理学的思想家，在"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之外，亦在书法中追寻着"法度"与"神韵"的平衡。清代书坛复古之风盛行，文人雅士多通过临摹晋唐碑帖追溯书法本源。方苞对《圣教序》的青睐，既源于其文学与佛学思想的契合，更是对王羲之"平和简静"书风的深刻理解。他笔下的"盖闻二仪有像"，转折处圆润如珠落玉盘，提按之间分明可见晋人风骨，却又在笔锋游走时悄然融入八大山人的疏淡意趣，恰似春山云雾中若隐若现的古寺飞檐。

　　方苞的临本，是"实临"与"意临"的完美结合。他以对原帖结构的精准还原，展现了对王羲之笔意的虔诚致敬;又以文人特有的率性，在墨色浓淡间书写着自我性灵。相较于赵孟頫的丰润华滋，方苞的书法更显清秀散淡;较之于董其昌的灵动飘逸，他的笔触更多了几分质朴沉厚。这种"简严精实"的风格，恰似桐城派文风在书法领域的投影，于清代前期崇尚董书的潮流中，独树一帜地彰显着对书法本质的回归。

　　在《临圣教序》的笔墨间，我们既能触摸到王羲之"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晋代风韵，又能感受到方苞作为桐城派巨擘的文人气质。他的书法，是文学与艺术的交响，是法度与性灵的共舞，更是三百年后依然鲜活的文化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