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常提起童寯。此人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游历欧陆，西式素养深厚;归国后却大转身，专注中国传统建筑史，尤以园林调查考证为志业。方向的改变意味着价值的转换：从追逐新奇到返身守望，从技巧的崇拜到意义的追问。他读《江南园林志》序，见刘敦桢写童寯在战前以业余之暇遍访江南园林，目睹旧迹凋零，又见富商恣意兴作，虑传统艺术有澌灭之虞，发愤而成其书。今日再读，恍若写当下：不承自然是摧毁，借继承之名而无学养地妄造，更伤其骨血。与众多园林研究者不同，童寯自具文人气与意趣。他不仅博闻严谨，更洞悉“情趣”之为学问核心：在园林这种诗意建造里，与情趣相比，技术反而次要。文征明为拙政园所作图册，以朴野竹篙、茅舍粗简与园内华美精密形成对照，正是文士对风雅的批评与矫正。

　　批评并非破坏，而是让传统保有健康生命的修枝剪叶。童寯晚年毅然不再做建筑设计，以学问守望时代，这份克制本身就是一座看不见的园：它用节制围出边界，用静默拒绝喧嚣。他在前贤身上寻找精神坐标，学习如何以“不做”为一种更高的“作为”，学习如何在专业荣耀之外守住学问的清白。于是他对学生说，建筑的最高处未必是造更多，而是知所不为;园林的难处不在堆砌繁华，而在留下呼吸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