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光是等候那些流入日本的著作，并无法得到名作;就保藏而言，“情报”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在这一点上，内藤湖南1917年访问北京时，的确碰上了很好的机遇。那时，北京正好有一场为赈天津水灾而举行的京师书画博览会，让人每天都能博览北京当地保藏家以每日轮替的方法展出的数百件上等名作。尤其是完颜景贤(清代保藏家、鉴赏家)的保藏品，承继了已故的端方和盛昱之旧藏，汇聚了包括苏轼《寒食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王维《伏生授经图卷》、李成及王晓《读碑图》、燕文贵《山水卷》(《江山楼观图》卷)(以上三件现藏大阪市立美术馆)在内的名品。内藤湖南此时所得到的情报，关于关西区域的书画购藏到底有多么重要，从他自述“景贤旧藏的北宋之前名作，有三分之二流传到日本，其间的一半都被归入阿部房次郎的保藏”，便可清楚得知。董源的《寒林重汀图》(现藏黑川古文明研究所)也是完颜景贤的旧藏品，而苏轼的《寒食帖》也是由其手中流出，先经颜世清之手，再由博文堂的第二代主人原田悟朗费尽苦心引至日本，而后为菊池惺堂所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