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绘画在唐早年，以“彩墨画”为主，画家打好墨线草稿后，敷以重彩，绘画着重以色彩摹写实境，寻求“传物象之神”。 　　唐代王维于八世纪时，主张“画道”以“水墨为上”，以“造理”“造境”为主，寻求“传画家自我之神”。两三百年间，水墨大兴，能够运墨而“五色”具，不必依托色彩，仅以“浓淡干湿燥”的墨色改变，便可得外物之形，畅自我之神。 　　十一世纪初，宋徽宗树立“画学”，主张水墨青绿设色，合“彩墨”与“水墨”为一炉，以墨为主，色彩为辅，并以“浓淡干湿燥”之法用色，形成“墨彩画”的传统，一向展开至清末民国，至今已近千年之久。 　　仿古原本是墨彩画家的必备之技，六朝谢赫《六法论》，就把“传移摹写”列入习画要件。到了唐朝张璪，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把单纯的技术锻炼提升到画家客观刻划外物、表现思维爱情的层次。而王维与苏轼，则更进一步，主张从“心源”启航，主张“造理入神”，下降“师造化，求形似”的方位，使绘画成为表现画家个人片面情思的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