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董其昌”之作能使过客叹绝，亦非泛泛之辈所能及。从整个行骗经过来看，每一个环节都是事前策划好的，美妙运用了买主目击书写进程才信以为真的心思。假定不是满意走运的话，“假董其昌”可能是这位商人终身都解不了的疑团。这种运用信息不对称的高档作假也向咱们展示了明末艺术品商场无所不用其极的乱象。 　　除了作伪技能的精进，许多作伪者费尽心思包装自己，并运用人们的购买心思来抵达意图。他们练就了一口流利的吴越方言以假装是项元汴、高士奇的子孙，带着许多伪作奔走于估客之间，摆摊出售。每到一处，他们便与当地保藏家彼此串连，将伪作暂放于保藏家的寓所内，运用他们的人脉联络来炒作，以假乱真，卖出好价钱。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书画作伪现象，明代一些被仿照的书画家不但没有清查，反而体现出了儒者仁心。一些商人持沈周的伪作请他题识以售得高价，沈周欣然应之。文徵明面临前来求证真伪者，虽赝品而言真迹，“人问其故，先生曰：‘凡买书画者，必有余之家，此人贫而卖物，或待此以举火，若因我一言而不成，必举家受困矣，我欲取一时之名，而使人举家受困，我何忍焉?’”高人雅士的宽恕体恤客观上助长了作伪行径，久之，便会构成人们对书画生意的恐惧心思，给艺术品商场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就像李日华所言：“贾从金陵来，云近来书画道断，卖者不卖，买者不买，盖由作伪者多，受绐者不少，相戒吹齑，不复敢入头此中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