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展艺术家邓林从自己的发明实践进行了回想：“我们这批画家是(上世纪)40时代出生的，遇到‘文明大革命’又遭了难，下乡劳作。每一个画家都是一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包含大的时代的、战役的环境，也包含每一家都或许有具体的困难，还包含艺术家个人遭受的磨难，比如‘文明大革命’等等，假定一个艺术家一辈子没有磨难，他的画简略圆滑，简略飘，这是我的感觉。我觉得研讨这批画家必定跟时代有联络，假定以我个人来说，时代对我尤为重要，比如说打倒‘四人帮’往后我才从资料室出来画画，从1964年往后我13年没画画，跟不会画相同。” 　　“为什么我要到北京画院的资料室去，我特别喜欢八大山人的画，我怕画成八大那样的又挨批了，我是主动要求留在资料室的，1977年打倒四人帮往后，我才觉得精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我们这一批人40时代出生，50时代成长，通过60时代、70时代、到了六七十岁，这时分真的是发明的高峰。对早年的画家也有体会，比如说李可染先生、李苦禅先生，我就觉得他们60岁的画是最好的。我们这批人都过了60了，但是确完毕在是最佳的状况。”邓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