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代艺术家的平凡，往往表现在他尽管知道到‘现代’的重要，而不能知道到民间艺术的夸姣。他只会赏识一架新式录音机的精 巧，却不懂得一张陕北民间剪纸在艺术上或许是更富现代感的。”[33]这是袁运生在出国前的文章《油画民族化吗？》中的一段话，多少代 表了他关于“民族化”的了解和知道。也是根据这样的知道，1982年到了美国后，在毕加索、波洛克、德·库宁及劳申伯格等西方现代艺术 家著作面前，他感触到了一种相同雄强的艺术之力。袁氏深谙，毕加索也好，波洛克也罢，无不深植于他们自己的前史和实践，偶尔的是， 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学习过民间艺术。或许这一点，让袁运生更感亲近。不过，这并没有让他觉得自卑，反而让他愈加自傲。他说，在美期间 ，“看任何一个大的博物馆的大展，都在潜知道里将范宽、倪瓒、陈老莲、黄宾虹……穿插在期间，做一番比较。每看到亨利·摩尔周围必 有霍去病墓石雕对垒，相差两千年，我总是浅笑面临这个摩尔。十四年来，每次回国，我总要用一半时间去河北、陕西、河南、山西、等地 石窟、寺庙看一看。我的崇奉是这么产生的，不管看的是达·芬奇、毕加索仍是沃霍尔，我向来都没有为自己的民族文明感到羞涩。相反， 想到这种巨大的差异总是让我感到安心、感到振作。”这也便是说，此刻真实克服袁运生的不是达·芬奇、毕加索，也不是波洛克、沃霍尔 ，而是他一向心神往之的汉唐气势和魏晋风韵，这让他愈加坚信自己的判别和挑选。在美期间，他创造了许多的写生和素描，这些著作所传 递的与其说是根究和了解异文明的一种期望，不如说是在异文明的身上感触到了他念兹在兹的民族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