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诗经·召南·行露》）老鼠生性不可喜，以致于它的形象简直很少呈现在唐以前画家笔下，有著录最早的一幅鼠画《石榴猴鼠图》源自唐代的边鸾（北宋《宣和画谱》）。民间则不然，鼠画题材中，老鼠的外型因颇为迎合广阔民众心理而具有普遍大众根底，特别在年画和剪纸中，夸大和拟人化的老鼠形象屡见不鲜，如“老鼠嫁女”（亦称“老鼠娶亲”）题材，在民间就广为传播。那么，老鼠的形象在人们的偏好中为何由“憎”变“崇”？作为共同的图像表现方式，这些老鼠题材的作品又折射出怎样的历史文化内涵？

　　想象的“老鼠世界”：民间年画“老鼠嫁女”

　　年画是我国绘画中呈现较早的一个绘画种类，远至汉代就已有新年门上贴画的记载，沈括在其《梦溪补笔谈》中讲述吴道子为唐玄宗绘钟馗事。吴道子得玄宗贬责：“批曰：‘……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徧识，以祛邪魅，兼静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胡道静著，虞信棠笔，金良年编：《胡道静文集·新校正梦溪笔谈梦溪笔谈补证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3－224页）后此钟馗图像经无数画工摹榻，在民间作为门神画遭到追捧。能够说，年画真实地反映着百姓的理想生活和心理诉求，是文人画和宫廷画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外的另一种文化现象。

　　其中，“老鼠嫁女”故事不断以来是年画呈现的一个经典内容，故事流布于我国、印度、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度。最初“老鼠嫁女”在印度梵文经典《五卷书》中仅为一篇宗教寓言性故事，清钱泳的《鼠食仙草》中则描写了完好的鼠婚局面，文末他提及：“按今邑中习俗，岁朝之夜，皆早卧不上灯，诳小儿曰：‘听老鼠做亲’，即以此也。”（［清］钱泳：《精怪》丛话十六，见《履园丛话》，中国书店，1991年版）至近代，我国民间以至还将正月十日至十二日作为“鼠嫁女日”，如：

　　（正月）十一日,夜不张灯；十二日,厨不动刀，谓之“鼠忌”。（清乾隆41年刻本陕西《临潼县志》）

　　（正月）十二日，名“鼠嫁女”，不炊米，谓之鼠忌,是夜家人息烛早寝。（清道光21年刻本陕西《榆林府志》）

　　(正月)十二日，夜不燃灯，燃则鼠啮衣。（清咸丰元年刻本陕西《澄城县志》，乾隆5年刻本《同州府志》同）

　　（正月）十日，名“鼠嫁’”。是夜，家人熄烛早寝。十一日,夜不张灯；十二日,厨不动刀,谓之“鼠忌”。（清光绪18年刻本《新续渭南县志》）

　　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编）里更是收录了二十余篇来自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山西、山东、云南、海南等地域的“老鼠嫁女”故事。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这些鼠形象和情节曾经融入到我国民俗语境之中而具有外乡特征。

　　“老鼠嫁女”题材的年画数量品种颇丰，作风各异，清代主要集中在四川绵竹（图1）和夹江、天津杨柳青、潍坊杨家埠、湖南隆回和绍阳、山西新绛、福建漳州、江苏苏州（图2）等地，有些作品在迎亲队伍的前列还参加了猫的形象，赋予了地域“老鼠嫁女”年画新的内涵和表现方式。王树村先生搜集编著的《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民间年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中，“老鼠嫁女”画面大多呈现一个共点，就是一只巨猫或收受鼠女的聘礼，或把送婚的鼠辈衔在嘴里，或用爪子抓着，一副趾高气昂的自得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