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17年的李骆公与张仃有着迥然的人生阅历和知识布景：早年，一个学油画，一个画漫画;后来，一个留学日本，一个投靠延安;李骆公从油画转向篆刻篆草，张仃则阅历一次次的画风转变，晚年走向焦墨山水的艺术根究。可是，在特别的前史年代里，他们面对相似的命运，一见如故，志同道合，都走出了自己一同的艺术之路。本文记叙了两人的相识和交游，让人看到了那个年代的“伯牙和钟子期”。

　　张仃与李骆公是终身挚友。关于他们的交游，张仃在《李骆公的艺术》(1982年)一文中，开宗明义这样写道——

　　1946年，我从延安到哈尔滨，戴着军帽，打着绑腿，露宿风餐，完全是一个老兵的姿态;而李骆公则刚从日本回国不久，西装革履，风韵洒脱，正是一个青年洋画家。“我叫黑沙骆”，他当时的笔名也很洋，但他却热心坦率，一见如故。我们常作艺术上的闲谈，很广泛，有时也很深化。谈到近代画家的时分，他很振作，把自己从日本带回来的一册毕加索的大画册送给我。在那个时分，真是雪里送炭。他的艺术见地与发明心情，他为人的热心与大方，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形象。

　　这段文字躲藏奥妙：张、李同岁(生于1917年)，1946年在哈尔滨初遇时，已届而立之年，张仃却称自己是露宿风餐的“老兵”，李骆公则是风韵洒脱的“青年洋画家”，还特别点明自己是从延安来，李骆公刚从日本回国——这些看似轻松戏弄的笔墨，其实是为后边的“一见如故”作衬托。何谓“一见如故”?缘也，张仃与李骆公，正好有很深的缘。李骆公将自己从日本带回的毕加索大画册大方相赠，张仃视为“济困扶危”，便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