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书法史是一条飞跃不息的河流，那么公元386至581年的北朝，却为书法史赢来一片可贵的波澜不惊、幽光静影。正是这一时期书法演进相对据守与关闭，既没有被南朝书风“妍媚”同化，也没有因本身改造而变异，有用地保存着“古拙”最原始的“基因”，为后期书法审美流通嬗变供应了或许与空间。

　　秦汉之前书法家没有“古拙”审美知道，“古拙”因后期“妍媚”发生而发生。所谓“古”，一般指帖学出现之前几个朝代，所谓“朴”，一般指未被加工雕琢、未被俗熏雅浸的初始特征。“古拙”正常指甲骨文、铭文，还有碑志造像摩崖等刻石文字具有的凝重、大气、宽厚、雄悍、苍莽等风格，它与“妍媚”一道构成审美两大中心要素，书法许多风格根柢上都是在这两者砥砺参议、彼消此长中结束。

　　时代进入北朝，政局板荡战乱频蹙，经济衰退，文明隳败，书法在困难世事中逶迤前行。整体上，北朝书法鲜有创树、故步自封，遵从王政教化、以实用为本，既未标新也未立异，低沉坚持着清刚勇烈的底色。

　　北朝初期书法领军人物有崔氏、卢氏两脉，崔氏有崔悦、崔潜、崔玄伯等，卢氏有卢志、卢谌、卢偃、卢玄等，而两氏均受教于钟繇、卫瓘，而一同推重索靖。《魏书》记载：“（卢）谌法钟繇，（崔）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卢）谌父志法钟繇书，传世累业，世有能名。”他们注重前师授传，与北方民族勇猛、悍蛮习性密切相关。索靖书法古质朴素、险恶坚劲，自名“银钩虿尾”，唐张怀瓘《书断》说其“幼安善章草，书出于韦诞，峻险过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云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这种书风十分契合北方民族朔迷野玩、强悍好斗之禀赋。缘此，书法家们才对秦汉风格情有独钟、弃之不舍。北齐时，皇室就规定将汉魏石经作为国家文字，建立其推行运用的必定地位，《北齐书》就记载：“国子学生亦仰仍旧铨补，谨记师说，研习《礼经》，往者文襄皇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从风格上看，创制于439年的《大代华岳庙碑》和456年的《嵩高灵庙碑》，与171年汉的《西狭颂》、185年的《曹全碑》神韵类似，势气酷肖，笔法皆有藏有露、方圆相间、是曲兼备；身形皆开张豪宕、骨力挺劲、力大无穷。其他如《始平公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一如汉朝之方正朴素、正派郑重；《云峰山刻石》《四山摩崖刻经》《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与汉朝之雄壮广博、饱满肉丰并无二致。

　　北朝数次与南朝文明融合，最大一次数北魏有知道承受“汉化”，《魏书》记载，444年太武帝下《庚戌诏》，要求“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后世昆裔皆诣太学。”487年文明太后指令：“和风改俗，非雅曲正声不宜庭奏。可集新旧乐章，参探乐律，除掉新声不典之曲，裨增钟县铿锵之韵”，表现出主动示好、吸纳南边教化的高调姿态。但书法承受南朝熏染效果并不明显，原因就是“汉化”存在被“同化”危险，北方民族特别是鲜卑族存在一股敌视“汉化”强盛力气，致使对南边吸纳总是踌躇羞涩，不架空也不迎迓，有热心但有限度。450年，发生代表南朝文明的书法家崔浩被杀工作，使得吸纳南边教化愈加举步不前。客观讲，面临南朝书法“妍媚”审美，北朝书法有崇尚之心，但无沾溉之果，或者说仅仅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算了。这也使得北朝书法一向在楷隶形体之间羁绊徘徊，直到隋朝一同才彻底结束“隶变”。书法家无人生无常之思、寄情山水之意，无以借书法来表现自己闲适与高雅，也无以借书法来安慰人生的无法与伤口，这也使得“古拙”在北朝审美中坚如磐石、牢不可摧。就是被后人以为注入极大情感的《张猛龙碑》《张玄墓志》《石门铭》《郑文公碑》等，对南边“妍媚”吸纳也是微乎其微，仍然野趣多于文气、理性多于意味、单纯多于情调，犷野豪纵迎面而生，秀美流美难觅其踪。

　　文字向来是统治阶级施行王政教化的重要东西，北朝初期，太武帝以汉隶标准拟定文字范式，“颁下远近，永为楷式”。《魏书》虽说到“初造新字千馀”，现已无法考证终究创造哪些文字，但可以必定其楷式皆参阅汉《熹平石经》和曹魏《三字石经》。北魏迁都洛阳后，书法家江式也掌管过一次较大文字改造，他在《论书表》中标明：“以类编联，文无重复，统为一部其古籀奇字、俗隶诸体，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差异。诂训假借之谊，各随文而解，音读楚、夏之声，并逐字而注”。很明显，他尽管搜集、标准前朝文字，却有知道地逃避南边“妍媚”浸染，仍在古籀、隶书之间追溯寻源。就是彼时盛行的《小学篇》，书风虽出现出“妍媚”气候，但整个形体未脱汉隶之窠臼。《北齐书》记载，齐高帝“性周给，每有文教，常周到款悉，指事论心，不尚绮靡。擢人授任，在于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于厮养，有虚声无实者，稀见委任”，《北史·文苑传序》中也指出：“绰之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秕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辞有师古之美，矫枉非当令之用，故莫能常行焉。”这些都阐明北朝全部文字、书法本身改造一向敌视轻忽绮靡、灵性文华，而此时南朝书法已与汉隶面貌一新，向明丽流靡、新鲜动听大步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