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名的前后《赤壁赋》是直接谈论这个问题的，文中那种人生感伤和强作安慰以求洒脱，都在必定程度和意义上表现了这一点。无论是“寄蜉蝣于六合，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片刻，羡长江之无量”的“发问”，或者是“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六合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答复”；无论是“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的“解闷”，或者是“道士顾笑，予亦惊悟，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的缥缈禅意，实践都与这种人生空漠、无所寄予之感深化地联在一起的。

　　苏词则更为宛转而深重地表现了它：“世路无量，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夜来风雨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孤寂沙洲冷”；“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忆历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好像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该，倚杖听江声。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宋人笔记中传说，苏作了上面所引的终究那首小词后，“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认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石林消暑录话》），正睡大觉哩，根柢没去“江海寄余生”。原本，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柢逃不掉这个人世大机关。或许，只需在梵学禅宗中，勉强寻得一些安慰和脱节吧。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虚幻、悔悟、冷漠感，求洒脱而未能，欲解闷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所以，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儿没有屈原、阮籍的忧愤，没有李白、杜甫的豪诚，不似白居易的亮堂，不似柳宗元的孤峭，当然更不像韩愈那样咄咄逼人不行一世。苏轼在美学上寻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平天然的情味神韵，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志向和日子心情，反对装模作样和装饰雕琢，并把这悉数说到某种透彻了悟的道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需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只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陶渊明，才是苏轼所愿顶礼膜拜的政策。终唐之世，陶诗并不显赫，乃至也未遭李、杜重视。直到苏轼这儿，才被举高到绝无仅有的境地。并从此之后，方位便安定下来了。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平朴质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理，艺术的极峰。千年以来，陶诗就一向以这种苏化的面貌流传着。

　　苏轼有一篇散文《方山子传》，其间说：

　　方山子……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步行交游，山中人莫识也。……然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美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徉狂垢污，不行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欤？

　　这或许便是苏轼的志向化了的质量标本吧。总之，不要赋有，不合流俗，在当时“太平盛世”，苏轼却神往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异人”，不也好像他的诗词相同，表达着一种一起的人生心情么？

　　“人生处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尔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传达的便是这种带着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偶尔的感喟。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不时现出一付随遇而安的“达观”心境，“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鬓微霜，又何妨”；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终究不同，其间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完全脱节的出生意念。无怪乎具有相同敏锐眼光的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宁肯赞扬王安石，也决不喜爱苏东坡。王船山也是如此。他们都感遭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无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志向和审美喜爱，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前驱效果。直到《红楼梦》中的“沉痛之雾，广泛华林”，更是这一要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效果。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