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批判“口水诗”偷工减料，这当然有诗歌专业方面的道理，但忽略了文言诗在文明社会层面的生动功用，掩盖了新诗大众化带来的文明民主和文明公平的巨大效果。举个比方，北京皮村新工人文学小组的四位诗人范雨素、小海、孙恒、苑伟，走上中心电视台“朗读者”舞台，朗读他们的诗歌。关于几位进城务工的新工人朋友来说，这是他们日子中具有特别意义的经历。俞平伯在五四初期建议诗的平民化，设想“诗的共和国”，在其时是期望，在今日已经是实践。

　　学者李怡以为，新诗“全体效果不宜点评过低”，这一观念在学界很有代表性，值得注重。越来越多的人热爱新诗，以新诗抒发感情、结交互动，甚至以新诗表达对时局的观念、进行日常日子的诗意构建。百年新诗大众化带来的这些创造性的现代性功用，令人煽动骄傲，其效果也无法否认，正如人们无法否定广场舞带给千千万万民众的健康日子和快乐夸姣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