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会出现一个时代，那时海洋将解开物体的锁链，大片陆地随之出现。那时提费斯将提醒新世界，而图勒不再是地球的极限。

　　——塞涅卡

　　在我国与西方交流史中，对近代我国起到深远影响的当属16世纪末初步的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活动。追溯前史，基督教从前三次传入我国：榜初次为公元七世纪唐太宗时“景教”的传入。第2次是在十三世纪的元朝。当时除了景教跟着蒙古人从头进入我国本部外，还有从欧洲前来我国的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蒙古人总称这两派基督教为“也里可温”，至元末基督教再次消失。第三次是十六世纪末，明朝年间，天主教耶稣会士又纷繁来华，到清代中止，他们的活动长达约两百余年。中西的交流不只是宗教层面，在科学、历法、文明艺术方面，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比教义更为家喻户晓。在这个交流的浪潮中，地图作为耶稣会士来到我国的首要文明战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十五世纪末，欧洲诸国完成了国内政治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进程。君主们把远航冒险当作开辟买卖与扩展实力的途径。1492意大利人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的支撑和资助下，横跨大西洋，通过七十天的艰苦飞翔，抵达了今中美洲的圣萨尔瓦多，称当地居民为“印第安人”。1519年葡萄牙人斐尔南多·麦哲伦又在西班牙国王支撑下作了一次“全世界”飞翔。他也向西飞翔，绕过南美洲南端的海峡(后来被称为麦哲伦海峡)进入大风大浪的太平洋再通过九十八天的艰苦飞翔，于1521年3月抵达菲律宾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