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京都学派，就不能不说到这一学派最为人注目的理论“唐宋革新论”。唐宋间前史开展的严峻革新，自南宋以来就为史家所留意。但现代前史学含义上的“唐宋革新论”的提出，无疑始于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早在1922年他就以发起此说而轰动日本学界。并以唐宋革新论作为支柱，将我国前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个部分，影响极为深远。内藤湖南着重从文明史的视点了解古代我国，以为“中世的外部异民族实力压迫我国，外来文明盛行，到唐末和五代，外族实力到达鼎盛。宋代今后我国的固有文明复活，并取得新进展。”这是他论说唐宋间前史革新最基本的论点。但他的理论却在社会经济和法律准则的调查上暴露出单薄环节，因而成为反对者首要的批判目标。即便同归于京都大学的宇都宫清吉也对他关于我国古代史分期提出了质疑：“我国文明的开展仅从我国民族和外族、中心地域和邻近地区的联系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