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榜初次相见，先生就帮忙我规划我的研讨方向，到病重期间，还为我编撰的《游相兰亭》查找相关资料。先生凡到国外或香港等地，遇有与我研讨相关的书本，必购得送我。从《丛帖目》到《我国绘画总合图录》，不管其价格贵贱。上白话及的《乐善堂帖》，当时编号出售定价3000元，是当时我薪酬的近十倍。2002年的一天，先生叫我去他家，指着一套日本二玄社出版的《书迹名品丛刊》二十八大册奉告我：“有一个人研讨法书碑本，必定需求这套书。我托人买了送给他。你猜他叫什么?”我说：“不知道。这得花不少钱!”先生大笑：“奉告你，这个家伙他叫王连起!你找个车拉走。”那慈祥的笑脸，那满意的神态现在仍在眼前，戒我懒散，催我喫苦! 　　我在作业、研讨的每一个阶段，都得到先生的关心履历，当然这也是先生对从事古书画研讨断定晚辈的关心和希望。二十多年，先生对我的履历、帮忙、维护和选拔，使我毕生难忘。先生诞辰百年，我的思绪万千，拉拉杂杂写了上面的话，但仍是感到言之不尽。比如，我还有一个小标题没写，就是“艺术史家的断定家”。从先生早年“晋人草书研讨的讲演”，到《古代字体论稿》，从《<急就章>传本考》《兰亭考》到《论书绝句百首》，从《戾家考》《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到《石涛上人年谱商讨》《山水画南北宗考》等等，等等。先生绝不只仅是书法和绘画的断定，而是为书法史、文字史、绘画史、艺术史在做坚实的基础作业。这更深的内在，更广的视界，即以《论书绝句百首》及其注释而言，那其实就是一部简明的《我国书法史研讨纲要》。要说的话还许多，就写到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