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止的文明，其以汉文明为主体，具有独立、安稳、相对封闭的性质。令后世自豪的是中华文明有着健旺的容纳性，足可以同化境内其他异己文明，故不论是在蒙古族操控下的元朝，仍是满族操控下的清廷，包含与汉民族并存、由少数民族建立的西夏、金、北魏、西魏、北齐、北周政权，汉文明的基因、血脉、特征一贯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传承，不曾彻底改动。

　　相反站在前史的视点上看中华文明史，国运式微，时局动荡，朝代更迭，人们的思维、学术、文学、艺术行为往往更趋生动，且多有效果， 恰如诸子百家之于战国，魏晋风流之于六朝，“九经”《唐书》之于五代，“求变”成为了全部社会现象发生与效果取得的大前提。晚清至民国初年也是如此，当“闭关锁国”的疆土被洋人的大炮、鸦片轰开(1840 年迸发榜初度鸦片战争)，挨揍的实践让我国人感到了自己的落后。从晚清学者魏源于其所著《海国图志》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到以恭亲王奕訢、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左宗棠等为代表主张的，引入西方军事配备、机器出产和科学技能以挽救清朝操控的“洋务运动”(19 世纪60 至90 年代)，到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及谭嗣同等“戊戌六正人”提出改造政治、教育制度， 翻开农、工、商等资产阶层改进运动的“戊戌变法”(1898)，再到慈禧太后下诏书宣告废止科举制度(1905)，并派朝廷大臣远赴西洋查询，可以得见“由贬义的‘夷’到持平的‘西’，再到爱崇的‘欧美’， 西方在我国人思维中的方位步步上升”，西方知道形状亦跟着其经济和科技的引入逐渐渗透进中华文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