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画虽是中华民族自身的特征，但它是否也有释教艺术的成分？“曹衣出水”作为美术史上的经典，它的形象是否与佛像的塑像有关？我国从隋唐开端构成的适意人物绘画款式，是否和波斯的细密画具有必定的联络？我国画是线性的，线性是东方民族艺术中共有的特征。虽然我国书法将线条表现到了极致，但线条是东方绘画的共性，不能把它单纯看作是中华民族的，而应该把它当作是在人类艺术翻开史上，东方文明所具有的特质。我们应该从敦煌艺术启航，上溯到人类文明有关美术翻开的共性问题，这样才调翻开学术研讨的新视界、新思路。

　　本次大会对艺术家个案的研讨是具有实践价值的。20世纪的美术史中张大千、关山月以及长安画派的西部之行，具有一同意义。当代学者的作业应该是探寻这种现代性进程及其特征，若能在这些分析之上树立一些一同性的研讨和知道，会得到更大的收成。例如张大千描画敦煌壁画后，对他个人的绘画风格改动起到了很大效果。张大千对敦煌艺术的创造本质是一种“返古”办法，我国绘画的特征不只要向前、向现代性转化，而且要以古为新，具有“返古”特征。“返古”办法是张大千从敦煌艺术中获得的最重要资源，实践上也是在现代文人画翻开的根底上，去掉了人文的高贵、儒雅，展现了粗朴和质朴、古雅和古拙的审美质量。这是贯穿于张大千终身的艺术理念。我们在议论传统敦煌艺术在现代性转型的问题上，是否可以把描画敦煌壁画当作回思传统、守正立异的根源。孙宗慰、吴作人、董希文等油画家通过西部敦煌之旅，为他们的作品供给了有关我国地域色彩的表达。油画是外来的色彩表达联络，但只需深化我国文明的内地，到了西部地区，通过如此厚重的文明，他们才调从敦煌艺术中的“随类赋彩”里，增强其片面表达的感悟力。

　　20世纪我国美术对西方的学习主要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再现性艺术。怎样从“再现”转化为“表现”是个重要问题。表现是一种言语，更是一种心境。敦煌艺术让我们看到的是表现有关人的精力，有关唯心主义的表达办法；又或是现代主义表达有关人的持平问题，有关每个单个表达各自精力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从敦煌原本表达宗教的艺术内容里，转化为现代艺术的最重要的艺术观念。“敦煌艺术与20世纪我国美术”为传统艺术的现代性转型供给了新的途径与新的改动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