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说，儒道互补构成了传统文明的内在结构，那么，道家以及释家关于书法的潜移默化造就了另一种特别喜好。远离庙堂，身在江湖，道与释追慕的散淡质量投聚到书法之中，沉着自得的一笔一画寓含了出尘之思。这些书法著作摒弃了造作的运营，内在的静谧阻断了世俗的积德行善声威或许焰火气味。不知晚年的怀素是否依然饮酒食鱼肉?他的晚年著作小草《千字文》如同敛尽了激情，恬淡而清闲，这种风格如同更为挨近和尚本性。相形之下，八大山人的书法神气索然，可是，枯瘦的笔画之间如同躲藏了少量冷傲——这些避世与豹隐的差异。

　　王羲之的《兰亭序》是一个神话。根据现有的摹本揣度，《兰亭序》风神俊朗，典雅洒脱。可是，虽然王羲之一贯是书法史上第一人，呵斥这种书法喜好的动态不断如缕。某些书法家看来，如此“秀美”隐含了“甜俗”乃至“媚”的危险。沉溺于这种喜好，搔首作态，荫蔽的扮演欲，润饰扮装，不知不觉地取悦他人——相关于儒家的刚正或许道家的天然，“媚”被视为一种轻贱的质量。正如美丽的奶油小生缺少沧桑，润滑、流通、回旋扭转缠绕的灵活线条徒有其表而内在缺少。赵孟頫钟情于二王，书法清秀动听，可是，嫌弃者诟病的是弦外之音的妩媚之意。明代的“台阁体”整齐正派，彬彬有礼，毕恭毕敬之间流露的是驯顺的神态。这种风格终于引起一批书法家的剧烈不满。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傅山等相继上台，一同以豪宕、劲峭、雄壮的风格冲击“台阁体”的浮靡之气。傅山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爽毋安排”明显有感而发。更大范围内，“帖学”与“碑学”的绵长争讼无疑有必要追溯至两种风格的博弈。“帖学”重视笔墨落在纸上的细腻技巧，一笔一画动听自如;“碑学”指向了摩崖石刻的坚毅梗直，着重阔大的全体气候而不是部分的精雕细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