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立文继承了这个传统，也借力华兹华斯谈山水画。他的作品《永久的标志——我国山水艺术》的书名即源自华兹华斯的《序曲》。艺术史家贡布里奇认为此举闪现了苏立文的高超之处：“以比较简略被西方读者承受的办法来阐释我国山水画艺术”，究竟“关于绚丽的山色景致，西方诗人和东方画家有许多人类一起的反应”。这部作品与宾雍的作品类似，也是讲演的结集出版。不过，宾雍是在哈佛大学教育我国山水，而苏立文则是在牛津大学向学子教育山水画的奇妙。

　　虽然后来高居翰批评翟理思、威利诸人“在艺术史上不太在行”，苏立文捉弄宾雍“把我国画当作不可思议的诗兴产生”，可是他们的作品确实是西方世界我国绘画鉴赏与研讨的发端之作，关于山水画的传达功不可没。1936年，宾雍在哈佛大学的讲演录结集出版。次年，一位叫蒋彝的年青人在英国出版了《英国湖滨画记》，以我国笔墨画英国山水，大受好评。这些作品表现的方针就是华兹华斯笔下的湖区景色。《艺术与幻觉》一著中，贡布里奇把蒋彝水墨山水风格的湖区绘画与英国摹写相同现象的绘画进行对比，比较中西艺术言语的不同。他称誉蒋彝是“一个赋有才华和魅力的我国作家和画家”，他的绘画和记载“令我们感到愉快”。高居翰也写道：“蒋彝用我国人的眼光来看英国浪漫诗人的故乡，给英国读者和观众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他以我国传统画技描绘英国天然景物，“‘用我国人的眼’看一次英国的景色”，给西方人带来了全然不同的观感，收到了奇特的作用。这种我国视觉艺术与欧洲景色的磕碰与融合，呈现出一起的意蕴与风味，无异于一次中西融合的艺术实验。

　　不管是以华兹华斯的诗句点评宋代山水画，仍是以山水画技法描绘华兹华斯笔下的湖区景色，都表达了不同文明的人们审美阅历的共通之处。山水画与天然诗相映生辉，搭建了中西文明交流、融通的桥梁。